欧阳修：世宗在位短短五六年间，夺取秦陇，平定淮右，收复三关，其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于国内延揽儒学文章之士，考订制度、修订《通礼》、确定《正乐》、商议《刑统》，其制定之法皆可施行于后世。其为人明智通达、英勇果敢，议论高远不凡。即位次年，废除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座。当时中国缺钱，于是诏令全部销毁下铜佛像以铸钱，曾：“我听闻佛以自身及世事为虚妄，而以利益他人为紧要，假使佛的真身尚在，若能有益于世间，尚且想要割舍截取，何况这铜像，岂是佛所吝惜的呢？”因此群臣都不敢话。曾在夜间读书，见到唐元稹的《均田图》，感慨叹息道：“这是实现政治清明的根本，王者之政应当从此开始！”于是诏令颁布其图法，让官吏百姓预先学习知晓，期望在一年之内，大规模地平均下的田地，其规划和志向难道不大吗。其讨伐南唐，询问宰相李谷计策；后来攻克淮南，取出李谷的奏疏，让学士陶谷撰写赞文，并用锦囊盛好，经常放置在座位旁边。其英勇威武之才能可谓杰出，及其虚心听取采纳意见，用人不疑，难道不是所谓的贤明之主吗。其向北夺取三关，兵不血刃，然而史家仍然讥讽他轻视国家社稷之重要，而侥幸在仓促之间获得一次胜利，殊不知他估量强弱、比较敌我而利用述律的危险，抓住不可失去的时机，这若非善于决胜之人，谁能做到呢？实在不是史官所能企及的。
薛居正：世宗往昔身处卑微，尤擅隐匿锋芒，待命所归，继承大业，未几便攻破高平之阵，次年又收复秦、凤之地，江北、燕南，获取犹如探囊取物，其神武雄略，堪称一代英主。加之专注政事，终日勤勉不懈，揭露奸邪，多能切中事理。臣子有过，必定当面斥责，常言太祖纵容二王作恶，致使君臣之义，难以善终，故帝驾驭豪杰，有过则直言不讳，有功则厚加赏赐，文臣武将并用，无人不钦佩其明智而感念其恩德。是以仙逝之时，远近皆悲号追慕。然其性过于苛察，用刑过于严酷，待到事已行，亦多自懊悔。及至末年，渐用宽政，知晓战事频繁，怜悯黎民疾苦，实有意于济世安民矣。然不假年，壮志未酬，可悲可叹。
司马光言：若论周世宗，实可谓仁德之君！其不以自身安危为重，而心系百姓；若论周世宗，实可谓英明之主！其不废有益之事，不因无益之举而废。世宗以诚信之令驾驭群臣，以正义之责要求诸国，王环因不降而受赏，刘仁赡因坚守而获褒，严续因尽忠而得存，蜀兵因反复无常而遭诛，冯道因失节而被弃，张美因私恩而见疏。江南未服，世宗则亲冒矢石，志在必克；既服，则爱之如亲子，推心置腹，为其长远谋划。其宏伟大度，岂能与庄宗同日而语！《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又云：“大邦畏其力，邦怀其德。”世宗庶几近之矣！
曾巩：唐太宗初登大位之际，邀集群臣共商下大事，且能黜退封伦，采纳魏郑公之议，遂成就贞观之治。周世宗初登皇位，亦邀集群臣，使其陈述当世要务，且能知晓王朴可堪大用，故而显德之政，亦能独辟蹊径，一改五代因循之弊。
胡寅：五代之君，多刻薄于民而宽纵于军。世宗则严于治军而宽待百姓，既得掌控轻重之权，又汰除羸弱衰老之兵，擢升骁勇精锐之士，且言道：“兵贵精不贵多，百名农夫难以供养一名甲士，岂能竭尽民之膏脂，养无用之物，况且兵之强弱不分，众人何以自勉？”即便圣人再生，亦难以改易此言。若非其心系国家根本、深思熟虑，岂能知晓供养一名甲士需百名农夫之力？……以仁德守住皇位，则其所为损益自可明了。
洪迈云：周世宗英勇坚毅，卓尔不凡，值此衰乱之世，仅五六载光阴，其威武之声，震彻夷夏，实乃一时贤主。然其享年未满四十，身殁半载，国亦随之而亡。固然欲授宋，使之驱除。然察其行事，失之于好杀，用法过严，群臣司职，稍有差池，辄处极刑，纵素有才干声名，亦难有所展，此乃其所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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