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夏，比往年更黏糊。
江风吹到脸上，跟一块油腻腻的热毛巾似的，把人糊得喘不过气。
我窝在那条十二米长的钢木老货船上，船舷绿漆掉得跟牛皮癣似的，歪歪斜斜刷着‘三峡水文勘测队’七个大字。
我叫陈默，认识我的人都喊我陈教授。
这称呼如今听着像个段子。
搁五年前，我确实在大学里教历史，主攻方向——西南地方史。
那时候我多体面啊，戴个金丝边眼镜，兜里揣支英雄牌钢笔，张嘴闭嘴都是“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参照清代县志考据”，忽悠得台下那帮大学生一愣一愣的。
可好汉不提当年勇，赖狗不记挨打时。
九二年南巡讲话春风一吹，我那点知识分子的酸腐劲儿就按不住了，总觉得自个儿这脑子不用来赚钱，简直是浪费国家资源。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下了海，一头扎进时代的大潮，不到三年，赔了个底儿掉，还欠了一屁股还不上的饥荒。
追债的堵门，唾沫星子能把我淹死。
我一寻思，这陆地上是待不下去了，得找个他们够不着的地儿。
放眼全国，还有哪比得上即将开工的三峡库区？
这地方，马上就要变成一片汪洋大海。
几千年的古城、古镇、古村落，连同里头的祖坟、祠堂、老宅子，全都要沉到江底去喂王八。
国家在大搞“百万大移民”，人心惶惶，乱成一锅粥。
有人哭抢地舍不得故土，就有人趁乱发国难财。
一边是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一边是盗墓贼和民间打捞队疯狂盗捞，那场面，比菜市场还热闹。
我这脑子，干别的两眼一抹黑，但论到这江底下埋着啥，哪座山头有个汉代崖墓，哪片河滩是宋代瓷窑遗址，那我门儿清。
这不就是老爷赏饭吃吗？
于是我牙一咬，脚一跺，把最后一点家当换了这条破船，挂上“勘测队”的假牌子，正式成了一名光荣的——“水下遗物回收工程师”。
“教授！你又在发呆装深沉，跟个便秘的蛤蟆似的。过来搭把手！”
一声咋呼把我从回忆里薅了出来。
我抬起头，眯着眼看向船头。
一个精瘦的年轻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跨栏背心，正费劲地摆弄一台比饭盒略大的71型短波电台。
他叫耗子，真名郝志军，以前是兰州军区的工兵，退伍后一身本事没处使，就跟着我们下了水。
这家伙三句话不离“当量”和“频率”，动手前永远先算安全距离，口头禅是：“别慌，药量够，炸得刚刚好。”
“你那破玩意儿到底行不行？”我不耐烦地啐了一口，“我这叫思考，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你那电台满耳朵的杂音，连个屁都听不到。”
“你懂个锤子！”耗子急了，把电台往腰后一挂，心地护着，像护着亲儿子，“这叫专业！我跟你，这次绝对能找到点位！”
我翻了个白眼，懒得理他。
我把目光投向船尾。
那里蹲着一个男人，像一尊沉默的石头。他正在用一把刀，不紧不慢地削着一根竹竿。他叫水生，本地人，祖上十八代都是在三峡里放排的船工。
水生是这条江的活地图。哪儿有暗礁，哪儿有漩涡，哪个沱湾的水流子最邪乎，他闭着眼睛都摸得清。
他从不主动话，一到晚你能从他嘴里听到的字，凑不够一盘花生米。你问他一句，他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心情好了给你一个“嗯”字，就算是给足了面子。
我们仨，一个欠了巨债跑路的前教授，一个沉默寡言的本地船工，再加上一个成做白日梦的退伍兵，就这么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
表面上是响应国家号召，为三峡工程做前期勘测，背地里，我们有个更响亮的名号——“河底捞”。
不知道是哪个挨千刀的给我们起的，朗朗上口，还他妈带点黑色幽默。
算了，不想了，债主还等着我还钱。
开船！
我的这些，你可能不信。
但没关系，很快，你就会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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