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应嘉的御史钦差行辕离开淮安后，赵贞吉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利用了。
不仅是被利用，还是被山西那帮商人利用了。抄家后，四家晋商以两折的价格抄底了那些罚没作坊，开除了所有参与闹事的员工，重新招募了一批城外的破产农民，反倒是一时间经营得稳稳当当的。
而这些百姓相互之间毫不熟悉，一个个完全没有之前那种聚众闹事的底气，反倒是对官府磕头如捣蒜。看了作坊主们先前以及晋商上位后的撵人手段，他们那点微薄雇工工钱也只能寄希望于官府来保障了。
而晋商上位后，毕竟是外地人，交商税，请客送礼这些都比以前的本地商户积极多了。
一时间，北江苏甚至政通人和起来。虽然被利用，但这种利用似乎也不是不可接受。唯一的缺点是城里雇工工钱原本就只有浙江那边的一半，现在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但雇工更珍惜自己的工作了，也算是有得有失。
有了这么一个安定的环境，赵贞吉才好一点点在苏北搞新学大补课。
补课的第一方面就是推广各种豆子在桑田棉田的间种轮作。在先前一个头两个大的赵贞吉，光是城里的作坊商户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根本没法推广这个事情。
来也奇怪，推广种豆，明明是上利朝廷下利百姓的事情就是无法推广。除了个别士绅关心佃户的主动去推广了，地方的衙门巡检司根本不愿意配合去推广宣传。
这一次，赵贞吉也要学习杭州搞农民结社，绕开地方巡检司来促进这些种植技术种植知识的推广了。巡检司摆烂根源还在于当前的税收，就是收粮食，去推广种豆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定还要被固执的百姓敌视。但要赵贞吉掏钱激励巡检司，更不可能。江苏这一半的南直隶，可没多少剩余。
光城市闹事弹压已经花掉了一大半的衙门岁入。
根源还在于赵贞吉也不敢加税。加税必被弹劾，而且成功了每年按加税后给朝廷上缴的也增加了。万一后面新学衰败，岂不是害了江苏一地。
道这里，赵贞吉就很羡慕杭州了。那边现在是各种城市结社自组织，委托衙门代为收款，每年披露支付情况。这部分钱相当于是百姓自发消费，不算商税的，不用增加上缴朝廷的负担。而且良民结社可没有衙门那样的权力优势，良民之间交钱的信任还是有的、
良民与基于良民的良民结社才是城市自主管理的关键。
赵贞吉现在脑袋都扣秃了好些头发了，为什么苏北的百姓不愿意当良民，自愿意当百姓呢？良民与百姓差异在哪里呢？这个人人平等的良民身份的好处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好在一旁赵贞吉在着急，一旁晋商四家人也在急赵贞吉之所急。
很快晋商主动提交了关于晋商作坊成立劳工结社的规划。
为了提高劳工参与的积极性，每家商户都派了家里的族老来做首席。方便作坊商户第一时间了解劳工的困难。满满的都是对劳工的爱啊。甚至承诺带领劳工中的积极分子加入巡抚衙门与镇守太监的良民登记体系，帮助巡抚衙门打破僵局，给整个江苏做个示范。
好家伙，这晋商是费尽心机花大价钱来江苏扶贫，顺带帮自己解决问题来的是吧？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好人。这么好的好人，也不知道山西的本地百姓过的都是些什么神仙日子。在那边，能给晋商家当劳工，简直是投胎走大运了。
实在想不通的赵贞吉只能归因于山西儒学兴盛，深入人心，连商户都如此仁义了吧。如果能涨点工资就更好了。不过涨工资确实不利于江苏商品跟浙江商品竞争。这一理由也还算得过去。作坊扩大规模，能让地方多余失地佃户找到工作，比工钱高低重要多了。
杭州是良民结社与作坊同步进行，苏南松江府是利用老兵与伐倭国中途返回的破产商人士绅完成了先良民结社后发展作坊。苏北则是作坊在前，现在也要琢磨良民结社了。想必一旦成功也差不到哪儿去。赵贞吉还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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