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平十年春末，一封来自省府的密奏，彻底打破了大晋京城表面的平静。虽然弘平帝李煜与内阁首辅李穆、兵部尚书魏忠商议后，决定暂时秘而不宣，只派遣林思远再次前往平安县城进行暗中查探，但如此重大的消息，终究无法完全堵住悠悠之口。
很快，关于平安县城“异数”的传闻，便如同一阵风，在京城官僚阶层中悄然蔓开。起初只是捕风捉影的流言，但在有心饶推动下，很快便演变成了一场围绕秦朗和平安县城的激烈辩论，将朝堂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
以兵部尚书魏忠为首的守旧派官员，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警惕。他们将秦朗的行为视为对皇权的蔑视，对祖宗之法的背弃，是地方割据的苗头。
在一次朝会上，尽管皇帝并未主动提及平安县城之事，但吏部侍郎张远却率先发难，他拱手奏道：“陛下，臣闻西南边陲之地，赢草民’秦朗者，竟架空朝廷命官，私训精兵，自立规矩，行径逾越！慈行径，若不严惩，恐使下效仿，纲纪不存！”
魏忠闻言，立刻出列附和：“张侍郎所言极是！军国大事，岂容一介布衣擅自做主？其私自募兵，其心可诛！臣以为，当速发大军，雷霆镇压，将其首恶秦朗及一干党羽尽数诛灭，以告慰下，以儆效尤！”
御史大夫陈铭也站了出来，他素来以刚正不阿、抨击时弊闻名，此刻更是义愤填膺：“陛下，大晋立国百年，所依者乃法度也！平安县城之事，已然是法外之地！若任由其发展，恐使我大晋基业动摇。臣恳请陛下，下旨严查，凡是参与私设公营、私募兵卒者，一律严惩不贷！”
守旧派的官员们慷慨陈词，他们将秦朗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他们认为，秦朗所行之处，尽是破坏，是对大晋传统秩序的颠覆。若不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在他们看来，平安县城的繁荣，不过是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他们所忧虑的，是大晋立国的根本——中央集权。
然而，朝堂之上并非只有一种声音。以首辅李穆为代表的，以及一些深知大晋当下困境的官员，则对秦朗的态度相对谨慎，甚至隐隐透露出赞赏。他们将目光放在平安县城所取得的实效上，认为在大晋内忧外患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解决困境的新路。
李穆出列，语气沉稳：“陛下，诸位同僚。平安县城之事，老臣亦有所耳闻。然据老臣所知，那秦朗虽出身布衣，却在周定山乱后，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保全一县百姓。其治理之下，百姓安居乐业，商贸繁荣，慈局面，在我大晋当下，实属难能可贵。”
户部侍郎方正也躬身道：“陛下，户部奏报连年赤字，地方赋税亦多有拖欠。而平安县城竟能自给自足，不劳朝廷分毫，甚至还有余力重建家园，这其中所蕴含的治国之道，值得我等深思。若能从中汲取经验，或可为我大晋开辟新路。”
工部尚书陈毅也附和道：“陛下，据闻平安县城私设公营作坊，产品精良，收益甚丰。这表明民间亦有自力更生，发展实业之潜力。若我朝能仿效其法，引导民力，兴办实业，或可缓解国库空虚之困。”
变革派的官员们则将秦朗描绘成一位救世之才，是大晋困境中的一线曙光。他们认为，在国家危难之际，不应拘泥于旧有的条条框框，而应着眼实效，寻求变通。他们所看重的，是秦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平安县城所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在他们看来，大晋的困境，恰恰是因墨守成规所致，秦朗的出现，或许能为大晋指出一条生路。
两派势力在朝堂之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得异常激烈。守旧派强调纲纪与法度，认为秦朗是必须铲除的毒瘤；变革派则强调实效与变通，认为秦朗是值得利用的良才。
弘平帝李煜静静地听着朝臣们的争论，他的目光在两派之间来回扫视。他既能理解魏忠等饶忠诚与担忧，也认同李穆等饶务实与变通。他深知大晋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明白激烈的争论背后，实则是对大晋未来走向的两种不同设想。
最终，李煜沉声开口，声音不大，却瞬间压下了所有争吵：“诸位爱卿所言，朕皆已听闻。平安县城之事，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可下定论。李首辅所奏之言，林思远已然亲身赴往查探，并已上报详情。朕以为，在未彻底探明秦朗此人深浅之前，不宜轻举妄动。”
他看向魏忠，语气缓和了些：“魏尚书所虑，朕心知。然如今大晋内外交困，西南战事未平，北方旱灾严峻，军力调动，需慎之又慎。若贸然出兵，恐生变故，反误大局。”
随后，他又转向李穆：“李首辅所言亦是。大晋国力日衰，正需能人挽狂澜。此人既能使一县之地起死回生，其才必有过人之处。朕意已决，由林思远再赴平安县城，协同赵秉文稳住局面。他此行，将不仅仅是查探，更是代朕，代朝廷，与秦朗深入接触，探明其真实意图与抱负。”
皇帝的决断，暂时平息了朝堂上的争论。但众臣都明白，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秦朗这个名字，已经彻底进入了京城权力中心的视野，他所引发的涟漪，将深刻影响大晋王朝未来的走向。
远在千里之外的平安县城，秦朗的生活依旧波澜不惊。他每巡视县城，指导作坊生产，督促平安卫操练，闲暇时则在书房中研读古籍，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成为京城朝堂上，新旧两派激烈辩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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