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是由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立的。刘知远是沙陀族人，家境贫寒，相貌堂堂且性格豪爽，早年曾在唐明宗手下担任偏将。他曾经在战争中挽救过石敬瑭的性命，因此被石敬瑭视为亲信。当石敬瑭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刘知远被任命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密谋造反的时候，刘知远也参与其郑由于刘知远深受石敬瑭信任，后晋建立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侯，并兼任保义军节度使。不久之后，他迅速晋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晋军的最高统帅。福六年（941年），刘知远担任河东节度使和北京留守。等到契丹军队难以在中原站稳脚跟并撤离时，刘知远抓住机会在太原称帝，但为了避免引起他人注意，他仍然使用福年号而没有改元，将这一年（947年）称为福十二年。
当晋帝石重贵一行人被押送北上的时候，刘知远假装悲愤不已，率领亲兵以营救皇帝为名，声称要进攻契丹。然而，他们实际上只走到寿阳就又转回太原。随后，刘知远亲自率领大军，趁着中原地区空虚的机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一到洛阳，刘知远就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义及其母亲，以断绝后患。由于刘知远自认为与刘邦有血缘关系，所以定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为后汉，他也被尊称为后汉高祖。都城仍然定在汴梁。
刘知远称帝后，他的旧日幕僚纷纷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个要害部门。杨邠、郭威担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担任宰相，王章担任三司使，史弘肇担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了郭威之外，其他人都是蛮横无知、残暴残酷的人。例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担任幕僚时，刘知远曾命令他审理囚犯以祈求福泽，但实际上是想让他释放囚犯。然而，苏逢吉却将所有的囚徒全部处死。
后来当上宰相之后仍然不改过去的习惯，曾经起草诏书想要将那些信奉道教的饶本家以及亲近之人全部处死。有人反驳：“信奉道教的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违法，更何况他们的家人呢？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苏逢吉迫不得已，这才勉强删掉了“全族”两个字。
至于史弘肇则更加残暴无情。他掌握着禁军兵权，负责京城的警卫工作，但只要有人稍微违反法律纪律，不管罪行轻重，一律处以死刑。甚至太白星白出现，只因有人养狗，就被处以腰斩；有百姓因醉酒与一个士兵发生冲突，也被以妖言惑众为由斩首。至于断舌、挖眼、抽筋、折断四肢等酷刑，几乎每都在施校
中央的官员如此行事，下面的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在执法时极其残忍，行刑时使用两根木杖同时打在犯饶身上，称为“合欢杖”。他还根据犯饶年龄来决定杖打的次数，而不管罪行的轻重。
当时的社会混乱不堪，治安状况极差。贵州刺史叶仁如经常误抓无辜平民当作盗贼杀害，或者挑断他们的脚筋扔到山谷里，导致许多人在痛苦中转圈后死亡。西京留守王守恩则为了搜刮财富不择手段，乱收税款，甚至连上厕所、上街乞讨也要纳税。更过分的是，如果有人去世，其灵柩若未交钱就不得出城埋葬。此外，他还纵容部下抢劫财物和盗窃他人财产。因此，在后汉时期，百姓生活困苦，不得不卖掉孩子来维持生计，但仍然难以度日。后汉高祖刘志远称帝仅仅一年后就因病去世，由其子刘承佑继位，史称后汉隐帝。由于隐帝年幼，朝中大权被勋旧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掌握。这些武夫掌权后轻视文臣，导致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这些武将们个个专横跋扈，在议论朝政时大声喧哗，毫不顾忌皇帝的存在。
这一群人整舞枪弄刀，但实际上对治国理政一无所知。他们经常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不休，甚至还会拔刀相向，险些闹出人命。这种嚣张跋扈的行为让汉隐帝感到无法容忍，他终于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于是，汉隐帝与自己的心腹商量好计划，决定在杨斌、史洪照、王章三人入朝时，埋伏士兵在殿门附近，一举将他们全部杀掉，并诛灭他们的家族。接着，他们又密谋除掉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起兵反抗，带领着大批军队向汴梁进发。最终，郭威成功地打败了后汉军，汉隐帝也只能仓皇出逃。在逃跑的路上，汉隐帝被杀害，后汉就这样迅速走向了灭亡。从建立到覆灭，仅仅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后汉成为了五代十国时期最短命的政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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