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迁上任后首个改革措施，就是仿照实行了两年多的京官制度给全国所有官吏加薪，增加待遇，所有薪资不再发实物，而是一律发最新印制的纸钞。
纸钞面额为一文、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千文，一千文等于一贯，为最大面额。
为了解决新钞滥发的问题，规定新钞以朝廷下一年度赋税为锚定物，发行数额不得超过预计赋税总额。
新钞发行的同时，废止已经发行了一百多年的大明通行宝钞，这种洪武年间发行的纸钞因为政府多放少收，没有保证金，一路贬值到了现在已经早就没人用了。
九种纸钞采用曾凡设计的合成材料，用特种工艺印刷，防水防火防腐蚀耐磨损，完全杜绝仿造，比铜钱更耐用。
为了保证新钞票的效力，同时颁布一部钞法，成立大明中央钞行，并将在各省各府设立分行，进行新纸钞兑换发行工作，朝廷各部门所有对外支付将一律采用纸钞，任何时候不得折价使用，所有士庶官商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收纸钞，违者论罪处罚。
为了促进新钞票流通，五年内使用纸钞缴费缴税将一律享受九折优惠，五年后全面禁止金银铜钱作为货币流通。
官员加薪和发行新钞三个月后，新的各级官吏考核条例颁布实施，与之对应的就是皇帝大赦令。
各级官吏限期三个月内向按察使司提交自首状，如实交代过去的轻重罪行，没有隐瞒严重罪行的，一律赦免，不咎既往。
当然，罪行严重的，如果及时自首，如实坦白，认缴罚款，可以从轻发落或者赦免，继续隐瞒的一律罪加三等，从重处罚。
有两年前的京察在前，各地的官员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就等着这一呢。
大部分的官吏的罪行都属于潜规则式贪腐，如果是这种罪行只要如实坦白自首，不需要交罚款，都可以获得赦免，不过以后再犯那就要按照新条例执行了。
另外的一部分贪婪无度的官吏，无论是自首，还是企图蒙混过关，都不可能逃过曾凡意念场的关注，当然各级督察院，按察使也不会放过这些人。
他们的家产可是后续改革启动资金的主要来源，认罪态度好，不涉及命案的可以免除死罪，发配充军去开始新的人生，罪行严重还不知悔改的，当然要严惩不贷，让受欺压的百姓看到贪官污吏的下场。
好的制度加上有力的执行，庸才也能变成人才，贪婪自私的官吏将无处遁形，政府的执行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整顿吏治半年后，大批贪腐官吏被拿下，官场风气为之一清，也到了秋收的季节，内阁下发新的行政命令。
普查全国的人员户口，丈量全国的土地，为后续更深入的改革做准备。
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统计各地的户籍人口，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即户贴制度。
户贴上准确登记每户的信息，包括籍贯、户主名、户口数、成年男丁、未成年男丁、妇女丁口，这些人员的年龄名字，以及与户主的关系、房屋土地资产等情况，并且会有官府的令印、编号、日期和官吏的签押，以此作为征税和征发劳役的依据。
统计内容一式两份，盖有堪合印章，一份户籍上交户部，一份户贴由民户持有，户贴上详细记载了这户人家的田产数量以及所应承担的赋役额度。
户贴制度虽然明确了每户百姓所承担的义务，但也是一种不动产证书，在国家初定的时期，对百姓财产也是一种承认和保护，对稳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底层百姓有了户贴之后，不仅能够踏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不再轻易迁徙，也可以按照户贴上的税赋额度来明确纳税，避免了官员中饱私囊，或纳税不均等问题。
户帖制度执行十年后，国家逐渐稳定下来，实际统治也已经扩展到全国，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和征税，洪武十四年，朝廷开始推行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黄册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黄册是一种全国性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各地户籍信息，包括户种、原籍、现籍、居住地、人口信息以及资产等，与黄册配套的还有记载土地位置、大、所有权状况的鱼鳞册制度。
鱼鳞册，又称为鱼鳞图册、鱼鳞图、鱼鳞图籍、鱼鳞簿、丈量册，是一种详细记录土地信息的登记簿册。
鱼鳞册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征派赋役和明确土地所有权，它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等按照顺序排列并绘制出来，因为描绘土地区域图谱形状类似于鱼鳞片的排列，因而得名。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普通百姓分为军、民、匠三大类，每一百一十户为一个“里”，每个“里”设有十个“甲”，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按年轮流服役，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呈送上级，每十年更新一次。
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
黄册一式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余三份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上交户部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黄册不仅是征税的依据，也是分配徭役、管理人口流动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户贴”还是“黄册”，都体现出户籍制度的等级差异，同为大明臣民，在户籍身份上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可分为宗室、官绅、庶民、贱民四个等级。
宗室户籍包括皇室和宗藩人口，他们处于等级制度的顶层，宗室户籍不仅不需要承担国家赋税徭役，而且还有许多司法方面的特权，他们如果犯罪，当地官府不允许直接缉拿。
官绅户籍仅次于宗室户籍，他们只需要承担部分赋税役，他们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互相关照是应有之义，法律上的减免措施他们可以合理合法用到极致，而真正的赋税重担，都需要庶民百姓来承担。
明初期，庶民户籍占有大多数的土地，包括底层的地主，自耕的农民和佃户，他们需要承担朝廷派发的各种赋税和徭役，风调雨顺还可以勉强度过，遇到灾荒年景，朝廷没有税赋减免，轻则破产，重则家破人亡。
《大明律》规定，禁止庶民家庭养奴婢。
贱民户籍主要就是奴婢、奴仆、罪奴，这些实际上都是宗室户籍和官绅户籍家庭才有，罪奴就是朝廷官员被抄家问斩之后，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被判为罪奴，被变卖为奴婢、官妓或者流放边疆；此外，贱民户籍还包括惰民、乐籍、官既。
贱籍户口其法律地位比庶民低，他们没有权利参加科举，更没有权利享受朝廷的各种优待，一入贱籍，世代都是贱籍。
其实不止是贱籍户口，其他几个等级的户口基本上都是世袭，随着人口增多，年代久远，户贴黄册制度执行起来慢慢走样，流于形式。
黄册制度在明朝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级官员徇私舞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等因素影响，黄册记载日益失真，使得黄册上的全国土地面积总数不断萎缩，严重不符合常理。
洪武末年全国黄册统计人口六千多万，土地八百多万顷，过了一百一十多年，在没有发生大的灾荒和战争的情况下，最近一次黄册重新统计是弘治十四年，人口只剩下五千二百多万，土地不足四百三十万顷，本来应该逐年增加的数据，反而缩水这么严重，稍加对比，傻子都知道错漏的有多厉害。
黄册的内容严重失实，已经无法真实反映各地的人口、土地和赋税负担情况，指望朝廷据此征税，征发徭役自然越来越难。
不在册的人口比在册人口还多，人口分布情况也无法精确掌控，朝廷无法征收赋税，遇到灾荒也无法准确统计需要救济的人口数目，救灾往往流于形式，内政管理日渐失控，也是明朝中后期各种起义不断的根本原因。
想要彻底改革，自然要先摸清家底，这也是内阁所有饶共识，整顿完吏治后，彻底清查全国的人口和土地，重建黄册，就是必须要进行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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