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国改革三年，新旧矛盾交织的困局摆在朱昭熙面前。当基层生产效率低下、利益集团博弈加剧、特权阶层苗头初现时。
她也清楚认识到，仅仅凭借着之前的制度设计与理论传播根本不足以维系国家机体的健康。治理体系的核心缺失，在于缺乏能够凝聚思想、整合利益的组织载体。摆在她面前的的选择看似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党专政，而第二条是多党竞争。
作为在这个时代已经浸淫政治理论与实践数十年的决策者，朱昭熙对于原历史上的西方多党制的本质看得非常透彻。根本不可能听着原历史上那些公知们的忽悠，就觉得多党制又多么美好。
在她看来原历史上的欧美国家的政党轮替，本质是金融寡头、工业资本家等利益集团通过选票游戏瓜分权力蛋糕。
所谓“民主”的表象下，是政策连续性的断裂与公共利益的碎片化——矿业集团支持的政党上台便倾斜资源开发，纺织资本扶持的政党执政则侧重贸易保护，普通民众的诉求始终被置于利益博弈的边缘。
即便西方舆论将多党制包装成“普世价值”，也无法掩盖其“轮流主刀分蛋糕”的实质。这种体制下，党争消耗的不仅是行政效率，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动能，虞国绝不能重蹈覆辙。
但选择一党制同样让她心存疑虑。历史经验与现实案例都在警示：单一政党长期执政若缺乏有效制衡，极易滋生官僚主义。
当权力集中于少数决策层，脱离基层监督时，政策初衷被异化的风险便会上升——那些打着“群众路线”或“工人运动”旗号的野心家，完全可能将组织工具化为个人或团体谋利的机器。
苏联官僚集团的僵化、东欧那些国家早期出现的权力滥用现象，都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避免一党制走向“官僚专政”，成为必须破解的难题。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权力架构的定位：代表大会与政党，谁应占据话语权的核心？从理论层面看，代表大会由各阶层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覆盖范围包含无产阶级在内的更广泛群体，然具备更广泛的民意基础。
但这个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理论引领与方向把控的使命。若政党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可能导致民意通道堵塞；若代表大会完全主导政党运作，则可能因利益多元性削弱理论的纯粹性。
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如何在“阶级先锋队”与“全民代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些问题摆在朱昭熙面前，必须由她来一个个解决，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间太长了，早已养成了她多疑的性格，就算是对于蒋谦，朱昭熙也保持着部分的怀疑，在这样的重大决策上，她还是想要先做出决策，再等其他人查缺补漏，分析他们提出的建议的立场。
她最终认定，一党制是当前最符合虞国国情的选择，但必须构建前所未有的制衡机制。
她的方案核心在于“以代表大会为根基，以政党为引领，以群众组织为监督”。第一步是组建“劳动党”——用五年时间，她亲自带队走访虞国两州十二省，深入工厂车间、集体农庄、矿山码头，寻访那些在生产一线展现出阶级觉悟的积极分子。
这些人中有熟练掌握纺织技术的女工、带领村民改良农具的农匠、在矿山事故中组织工友自救的矿工，他们构成了政党的初始骨干。
劳动党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定位，但明确其权力来源并非自身垄断，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程序授权，从制度上确立“党在代表大会之下”的原则。
为防止政党权力异化，朱昭熙设计了一套立体监督体系。工会与农会被赋予法定监督职能：全国工人监督委员会与农民监督委员会独立于党中央纪委运作，工会委员由工厂工人直选产生，农会委员由村公社选举，确保监督主体的基层属性。
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工会或农会领导职务，切断权力勾结的纽带。涉及工人工资调整、土地政策改革等民生议题的国家政策，必须经工会与农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若发现官员腐败或渎职，工会与农会可发起不信任投票，获三分之二代表支持即可强制罢免。
在执行层面，监督机制渗透到各个层级：工厂每季度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厂长需公开生产计划与财务账目，接受工人质询，工会对超额加班、安全隐患等不合理决策拥有否决权。
农村地区，农会监督集体农庄的粮食分配，农民监察员随机抽查征粮公平性，杜绝干部私吞现象。中央层面，国家年度计划草案必须提交全国工人-农民联合会议讨论修改，战时政策如物资配给制等，需经工会与农会联名发起全民公投批准。
为保证监督组织的独立性，工会与农会的经费采取会员会费与国家拨款1:1的比例构成，避免财政控制；领导职务任期不超过三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候选人必须来自一线工人或农民，禁止脱产干部参选。此外，一支由工人组成的纠察队被秘密组建，作为非正规武装力量，在官僚集团可能压制监督声音时提供保护。
这套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授权-监督-制衡”的闭环，既发挥政党的引领作用，又避免权力垄断。朱昭熙清楚，这并非完美无缺的方案——五年走访意味着巨大的时间成本，群众组织的监督效能取决于基层动员的深度。
而如何防止监督权本身被异化，同样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但在虞国新旧思想碰撞、利益格局重构的关键期，这是她能想到的，既避免多党制党争内耗，又防范一党制官僚化的最优路径。
而且在朱昭熙看来，恐怕组建政党只是开始，真正的挑战在于让这套制度设计穿透纸面，转化为千万劳动者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这或许比编撰《货殖通论》更艰难，但唯有如此，虞国才能在思想与组织的重塑中，找到穿越改革深水区的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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