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昭熙站在虞国科学院的资料室中央，面对堆积如山的文献卷宗，首次感到了战略层面的茫然。
武洲战役的胜利让虞国获取了海量技术成果与物资，但在基础科学领域，她手中的牌面远比想象中复杂——既非纯粹的大明传统技术体系，也非完整的武洲科学架构，而是两者杂糅后形成的混沌状态。
目前的虞国很明显进入了一个认知困境，基础与应用的边界非常模糊，在大明帝国时代，工匠们擅长以经验积累改良工具，却极少深究“为何铁比铜硬”这类底层问题。
儒家文化主导下的技术发展，始终围绕“实用”展开：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冠绝一时，却未形成系统的流体力学理论；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登峰造极，却缺乏对材料化学的归纳总结。
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传统，在大明联邦各国（包括虞国）的技术发展中仍根深蒂固。
而武洲的科学脉络则源于神学思辨。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到哥白尼的“日心”，学者们试图用逻辑体系解释神创世界的运行规律，无意中催生了理论科学的萌芽。
即便在宗教禁锢最严的时期，武洲学者对“底层逻辑”的执着也从未中断——这与大明传统形成了根本差异。
朱昭熙从武洲掠夺的文献中，既能看到托勒密的文学手稿，也能找到阿基米德关于浮力原理的推导，这些内容虽夹杂着神学谬误，却蕴含着“用理论解释现象”的科学思维。
虞国的现状是两者的错位叠加。在应用层面，虞国通过军事技术转化与武洲技术掠夺，已掌握蒸汽机、燧发枪等工业时代产物；但在基础层面，学者们对“能量”“质量”等概念的理解仍停留在朴素认知阶段，甚至无法准确区分“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
朱昭熙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询问与会者：“电磁感应现象的研究，属于基础科学还是应用技术？”多数人竟将其归为“工匠技艺的延伸”，这让她意识到认知惯性的强大。
为此朱昭熙也只能在建立了政治体系之后，一边处理公务一边完成科学体系的重构，希望虞国能够从经验积累到理论构建。
如果想打破这种困境，必须从教育体系入手。她下令整合虞国现有科研成果与武洲文献资源，启动“基础科学教材编撰计划”，目标是建立一套从学到高等教育的标准化知识体系。
首先是初等教育让科学思维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下根来，学教材的编撰摒弃了传统的“经史子集”框架，转而以“观察-提问-验证”为核心逻辑。
例如，在讲解“水的形态变化”时，教材不再引用《论语》职逝者如斯夫”的哲学比喻，而是设计简单实验：加热冰块观察融化，煮沸水观察蒸汽，引导学生自主归纳“温度影响物质状态”的规律。
然后是中等教育让基础理论的系统化，中学教材的难度显着提升，开始引入基础的数学、物理、化学框架。数学教材不再局限于算术与几何应用题，而是加入欧几里得几何的公理体系与代数方程的推导逻辑。
物理教材首次定义“力”“运动”等概念，并尝试用科学定律解释日常现象；化学教材则抛开炼丹、炼金的传统叙事，系统介绍元素分类与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
为解决“本土经验”与“武洲理论”的冲突，教材编写组采取了折中策略。例如，在讲解“体运斜时，既保留大明传统的“浑”作为历史参照，也引入哥白尼的“日心”作为新理论，并明确标注两者的观测证据差异。
这种“对比式”编写法，意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而非灌输单一结论。
最后是高等教育注重研究范式的革新，大学教材的编写更具挑战性。朱昭熙要求教材必须体现“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分野。
基础科学类教材（如《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雏形）侧重理论推导与实验设计，强调“发现规律”；应用技术类教材（如《蒸汽机原理与维护》）则注重工程实践与技术改良，强调“利用规律”。
她特别指示，高等教材需纳入武洲文献中的逻辑推演方法。例如，在物理学教材中加入关于“惯性原理”的理想实验描述，在化学教材中引入波义耳关于“元素”的定义。这些内容虽与虞国传统认知存在冲突，但朱昭熙依旧坚持保留这些内容。
教材改革仅是第一步，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文化土壤的改造。虞国社会对“实用”的推崇、对“理论”的轻视，并非一朝一夕能改变。朱昭熙采取了各种措施：
她下令修改科学院的成果评审标准，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权重提升至40%（原为10%）。即便某些研究短期内无实用价值，只要在理论构建上有突破，也可获得高额奖励。
朱昭熙亲自撰写科普文章，在《坤泽日报》开设“科学杂谈”专栏。她用通俗语言解释“为什么苹果会落地”“为什么海水是咸的”，将基础科学概念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疑问。
同时，虞国各地设立“科学展览馆”，通过实物演示（如静电起电机、简单的化学反应）吸引民众关注，试图将“探究原理”变为社会风桑
朱昭熙的目标远超技术层面。她清楚，大明联邦各国虽同源于大明文化，但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环境、发展路径的差异必然导致亚文化的分化。她为虞国规划的，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根基。
严肃的求知态度，强调逻辑严谨与实证检验，反对模糊的经验主义；活泼的创新氛围：鼓励质疑与探索，允许“无用”的理论研究存在；注重底层逻辑：要求技术发展必须有理论支撑，而非单纯的经验迭代。
这种文化奠基在短期内难以见效。虞国的工匠们仍习惯按“老方子”锻造兵器，学者们对抽象的数学符号充满排斥，甚至连皇家科学院的研究员们也时常在“理论推导”与“经验试错”之间摇摆。
但朱昭熙坚信，只要教育体系持续输出科学思维，只要教材始终传递“基础科学是技术之母”的理念，虞国终将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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