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国舆论转向务实的风潮，如投石入江，其涟漪迅速扩散至大明联邦各国。与其他国家热衷于空泛的制度辩论不同，虞国的报纸刊物持续以数据和案例为核心，将制度讨论锚定在具体国情之上。
《劳动日报》每周发布《工业数据简报》，详细列出各国钢铁产量、铁路里程、工人工资等可比指标，用“虞国钢轨合格率92%，明国同类产品合格率78%”“洪州共和国工人平均工时12时，虞国为10时”等具体数据，替代“制度优劣”的抽象争论。
《农业周报》则聚焦作物产量对比，通过“采用虞国化肥技术的越国农田，亩产较传统种植提升40%”“秦国推广新式农具后，秋收效率提高25%”等案例，明技术适配性比制度标签更重要。
这种“摆事实、列数据”的讨论方式，逐渐穿透各国舆论场上的喧嚣。庆国都城的《海州新报》原本热衷于刊登“君主立宪三大利弊”之类的论战文章，在连续三周销量下滑后，转而开设“庆国民生数据专栏”，每周公布粮食储备、港口吞吐量、工匠薪资等数据。
引导读者从实际问题出发思考制度调整。代国的《勃固矿工报》不再转载玄中城的辩论摘要，而是组织记者深入矿区，用“某矿每月塌方3次，矿工月收入仅为虞国同行业一半”的调查报道，推动关于安全制度和薪酬体系的具体讨论。
各国的思想家群体也开始分化。曾主张“全盘效仿虞国社会主义”的鲁国学者周明，在实地考察越国农业人口占比达83%、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现状后，发表《论国制度选择》，承认“鲁国若照搬虞国的工厂管理模式，只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转而提出“以改良封建制为基础，逐步引入技术革新”的渐进方案。
洪州共和国的经济学家李修，在对比洪州私营企业占比90%、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10%的实际情况后，修正了“完全市场化”的主张，呼吁“建立基础的劳工保护法”。这些基于国情的反思，让制度讨论从“主义之争”转向“适配之论”。
南洋诸国对这场思想浪潮的承受能力，呈现出显着差异。对人口不足百万、财政收入仅够维持基本运转的国而言，任何形式的思想动荡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庆国皇帝朱秩煃在收到地方报告后发现，仅坤泽城传来的三本册子，就在其都城引发了三次规模集会，参与人数从数十人增至数百人。而庆国全年的财政结余，仅够支付一次平叛军费，若动乱扩大，国家根本无力应对。
同样处境的韩皇朱范圯、秦皇朱志邅、周皇朱子垕、楚皇朱季埱、岷皇朱徽煣，年龄均在四五十岁，执政时间多在二十年以上，其权力根基与国家治理模式深度绑定。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稳定优先”为原则，在暗中压制激进言论。
庆国通过修订《出版审查条例》，规定“凡涉及体制变革的出版物，需经礼部三重审核”，三个月内查禁各类册子120余种；韩国则以“防止异端蛊惑”为由，关闭了都城内17家允许讨论政治的茶馆，并将6名传播“虚君制”的学者流放至无群屿。
秦国更直接，地方官接到密令，对“私下聚集讨论制度者”，首次警告，二次抓捕，半年内处理相关案件37起。这些措施虽未完全阻止思想传播，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动荡的风险，让国的制度讨论暂时转入地下。
与中老年皇帝的谨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洋几位年轻君主的开放态度。沈皇朱幼?继位时年仅24岁，掌权不足两年，其统治基础尚未完全稳固，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度较低。
他在收到玄中城讨论纪要后，不仅未加禁止，反而下令将部分辩论内容刊印成册，分发至朝臣与地方官，并在宫廷内设“议政堂”，每周邀请学者、商人、工匠代表参与讨论，议题从“税收制度改革”到“地方自治范围”，无所不包。
有大臣以“祖制不可违”劝谏，朱幼?回应：“太祖当年亦打破元朝旧制，方能立国，为何朕不能试试？”
辽皇朱豪墭33岁，晋皇朱钟铉30岁，蜀皇朱申凿28岁，均属于同一代际。他们自幼接触大航海时代的多元文化，对“君权授”的传统理念本就缺乏深刻认同。辽皇朱豪墭在都城开设“新式学堂”，允许学生探讨“君主权力边界”，甚至亲自旁听。
晋皇朱钟铉将洪州共和国的“地方议会”模式引入晋地三县试点，让乡绅与农民代表共同决定农田水利经费的使用；蜀皇朱申凿则更激进，直接任命两名非宗室出身的商龋任财政顾问，参与国库收支规划。
这些年轻君主的改革尝试，虽多带有试验性质，却显着改变了南洋的思想生态。沈国“议政堂”讨论形成的《农商税调整草案》，虽因贵族反对未能通过，却首次将“商人税负过高”的问题纳入官方议程。
辽国新式学堂的学生自发组织“制度研究会”，提出的“官吏考核需纳入民众评议”建议，被朱豪墭部分采纳，在三个县试行；晋国试点的“地方议会”，虽权限仅限于水利事务，却让农民首次体验到“议事权”，参与度远超预期，半年内提出有效建议29条。
年轻君主的开放姿态，让大明联邦的制度讨论再度升温。各国舆论开始聚焦于“渐进改革”与“国情适配”，而非此前的“非此即彼”。宁国的《太平洋周报》不再攻击“共和制”，转而分析“沈国议政堂的运行成本”。
明国的《京师通讯》虽仍强调“宗法底线”，却也承认“年轻君主的试验值得观察”；就连最保守的扬国，其官方学报也刊登了《论儒学与地方自治的兼容性》，试图在传统框架内寻找改革空间。
虞国对外情报局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调整了渗透策略。对中老年皇帝统治的国家，情报人员不再传播激进理念，转而提供“技术改良方案”，如“如何通过税收微调缓解民生矛盾”“怎样建立基层治安信息网”。
以务实手段换取信任；对年轻君主掌权的国家，则加大支持力度，为沈国“议政堂”提供虞国基层议事会的运作案例，协助辽国新式学堂编写《基础政治学》教材，向晋国试点地区派遣农业技术顾问，将制度改革与实际治理需求相结合。
这种差异化策略，让联邦的制度讨论呈现出新的特征：不再是抽象的理念对抗，而是具体的路径探索。庆国的地下刊物开始讨论“如何在维持君主权威的同时，引入商税协商机制”。
韩国流亡学者在无群屿撰写的《国策论》，提出“君主掌军权、议会掌财权”的折中方案；即便是保守的秦国，也有地方官私下研究“越国君主立宪模式中，哪些部分可适用于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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