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步是优化产业结构。洪州的经济长期依赖铁矿开采与畜牧业，轻工业与制造业相对薄弱。朱祁铨制定《洪州产业升级规划》，明确“以钢铁为基础，发展机械制造；以畜牧业为基础，发展食品加工”的路径。
他借鉴虞国的“产业集群”理念，在十二个省各建立一个“产业园区”，园区内配套钢铁厂、机械厂、食品厂，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政府为入园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与低息贷款。
为吸引技术人才，他推出“人才引进计划”：凡从其他国家引进的工程师、科学家，可获得洪州国籍，联邦政府提供安家费与科研启动资金，其子女入学享受优先权。
仅两年时间，便有两百余名外国技术人才定居洪州，参与了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等领域的技术革新。
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地，使洪州共和国在朱祁铨任期内实现了质的飞跃。人口从三千万增至三千五百万，钢铁产量年均增长三成，超越扬国跃居联邦第四；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达到七成，识字率提升至四成，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议会与行政部门的制衡机制日趋成熟，五脉后裔的影响力逐渐从“家族主导”转向“政策竞争”，五个政治团体开始以“产业政策”“民生方案”为核心展开竞选，而非单纯依赖血缘号召力。
这个诞生于危难中的共和国，凭借制度的韧性与资源的禀赋，在联邦的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这些改革没有颠覆朱祁钧确立的框架，却通过精细化的调整，让共和政体的优势得到充分释放，既保留了五脉后裔的竞争活力，又借助议会与教育体系，将这种活力引导向国家发展的正轨。
玄中城的思想讨论已持续五月有余，议事大厅内的辩论声从最初的激烈交锋，逐渐沉淀为务实的共识。随着六大强国改革方案的陆续出台，那些聚集于茨思想家、政治家们终于从制度纷争的迷雾中窥见本质。
无论是君主立宪制下的越国，还是内阁过渡模式的宁国，亦或是在封建框架内注入工业基因的明国，其改革的核心诉求惊蓉一致：解决工业体系的短板，填补教育普及的缺口。
最初的讨论中，多数人将制度标签视为国家强弱的关键。保守派坚持“皇权集中方能强国”，以明国早年的战乱为例证；改革派力推“君主立宪是唯一出路”。
援引越国议会制衡的成效；激进派则高呼“共和制才能释放活力”，拿洪州的资源整合效率事。但当各国改革细节逐渐清晰，这些论调开始失去市场。
越国的《资本经营范围法》虽明确划分国营与私营边界，但其配套措施中，“三年内培养五万技术工人”的条款占比远超制度设计的篇幅；宁国的内阁改革方案里，“每省建立两所工业技术学校”的细则。
比“总理权限划分”更受地方官关注；即便是最强调“文化正统”的扬国，朱祁铸的改革诏书也将“蒙学算术课程占比提升至三成”列为首要任务。
对比数据更具服力。《联邦工业简报》最新一期显示：虞国推行义务教育十五年后，工人中掌握基础机械原理者占比达68%，而未普及教育的庆国，这一比例仅为9%。
虞国钢铁厂的设备故障率为3%，明国同类工厂因技工不足，故障率高达27%。这些数字让玄中城的讨论者们不得不承认：政治结构的优劣，终究要以工业实力与国民素质为基础。
教育问题的共识形成最为迅速。多年前朱昭熙在虞国推行义务教育时，曾遭遇联邦各国的集体质疑。宁国皇帝朱奠培更是在朝堂上嘲讽：“虞国每年投入百万两白银教平民百姓识字，不如多造十艘战船。”
但工业化浪潮的冲击，让这种质疑不攻自破。越国国营纺织厂因缺乏懂蒸汽机械的技工，不得不以三倍薪资从虞国聘请技师；洪州共和国虽然铁矿丰富，却因冶金人才不足，优质铁矿只能以原材料价格卖给虞国，加工成钢材后再高价购回。
现实的教训让各国态度彻底转变。明国朱祁钧在改革中规定“各县技艺学堂的经费不得低于县衙开支的三成”；扬国朱祁铸将蒙学入学率纳入官员考核硬指标；就连最保守的庆国，也在都城开设了四所“工匠夜校”，教授算术与图纸解读。
这种转变在玄中城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曾坚决反对“平民教育”的代国贵族代表朱朗垣，在参观虞国同泽城的工厂后，在《代国改革刍议》中写道：“一炉钢的淬炼，需铁匠识火候、技工调参数、账房算成本，缺一不可。若仅贵族识字，工厂终成废铁。”
当联邦事务总理朱瞻塙提出“制定联邦统一教育标准”时，竟获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响应。经过七轮磋商，《大明联邦教育基本法》最终定稿，核心条款包括：
联邦财政每年拨付财政收入的5%作为教育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藩国的学校建设与师资培训；
各国教育投入不得低于本国财政收入的5%，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比不得少于70%；
全联邦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凡6至12岁儿童必须入学，父母或监护人拒不送学者，处以相当于三年收入的罚款；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需包含“语文、算术、科学基础”三大必修模块，联邦教育部负责编写统一教材大纲，各国可根据国情补充地方内容；
建立“联邦教育督导委员会”，由六大强国各选派两名代表组成，每两年对各国义务教育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联邦资源分配挂钩。
法案通过当，玄中城议事大厅响起了久违的掌声。连最激进的共和派学者黄田禧都承认：“就算将来制度不同，至少孩子们会读同一本算术书，这便是联邦的根基。”
与教育法同步推进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此前联邦各国的技术流通混乱不堪：虞国的高炉炼钢技术被明国工匠私自仿制，却因缺乏标准导致产品合格率不足三成。
越国的纺织机改良专利在宁国被肆意盗用，厂家因跨国维权成本过高只能放弃；洪州共和国培育的耐旱麦种子，在代国被农民私自留种，导致品种退化却无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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