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联邦二十九年冬，玄中城的联邦议事大厅第一次在非例会时段召集全体成员国会议。从南洋到西武洲，从南煦洲到北武洲，各国皇帝陆续抵达。
议事厅内，六大强国的席位被刻意安排在中央区域，其余国家按等级分列两侧，这种布局本身就传递出明确信号——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将由明、宁、越、扬、洪州共和国与虞国共同主导。
会议启动前的三预备期里，各国提交的议案集中指向三个实体：南煦洲开发公司、西武洲开发公司、南武洲开发公司。
这些以\"公司\"为名的组织，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成为联邦体系中最刺眼的变量。宁国皇帝朱奠培在预备会议上直言：\"这些'公司'的章程里写着'统筹税收''调配资源''任免官员'，如果这都不算政治体，那联邦的国家定义该重新修订了。\"
正式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界定这些实体的性质。越国皇帝朱祁锂率先提交《联邦实体分类标准草案》，将\"是否拥有司法权是否具备军队指挥权是否制定外交政策\"作为核心判定依据。
按此标准，南煦洲开发公司虽掌握税收征管权，但司法仍由十国各自执行，军队也未合并，应归类为\"特殊经济体\"；西武洲开发公司因涉及部分边境防务协调，需进一步审查；南武洲开发公司则因六国已将司法权移交联合法庭，接近\"政治体\"范畴。
\"这个分类避重就轻。\"扬国皇帝朱祁铸当场反驳，\"南煦洲公司能决定十国的铁路走向，西武洲公司可调配两国的铁矿开采量，这些权力早已超出普通经济体的范畴。若只看司法与军队，便是承认用'经济整合'架空国家主权的合法性。\"
争论持续了五。明国皇帝朱祁钧提出折中方案：将三类公司均定义为\"国家间协作组织\"，其决策不得违背成员国的宪法，且需每季度向联邦议会提交活动报告。这一方案既未否定其存在，又通过\"报告制度\"施加约束，得到多数中国家支持。
第二个议程聚焦于\"公司是否可涉足政治\"。洪州共和国代表列举了西武洲开发公司的案例：该公司成立的\"劳工委员会\"已介入两国的工资标准制定，其发布的《劳动权益指引》在实际执行中优先级甚至高于两国的国内法。
\"经济体一旦干预立法，便是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洪州代表强调，\"联邦必须明确禁止这类行为。\"
朱昭熙则持不同意见。虞国与西武洲素有贸易往来，统计部门反馈显示，统一的工资标准降低了跨境贸易的成本。\"只要不涉及领土变更和军事行动，经济协作附带的规则统一是自然结果。\"
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有限介入原则\"：公司可参与经济政策制定，但不得涉及刑事立法、国防预算等核心政治领域；其发布的行业规范需经成员国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这一条款实际上承认了部分经济事务的跨境协调权，同时为政治干预划定了红线。
最棘手的争议在于\"是否承认公司的国际地位\"。越系十国联合提交请愿书，要求南煦洲开发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参与联邦的贸易谈判，理由是其已整合十国80%的外贸业务。
宁国与明国对此坚决反对，朱奠培指出：\"联邦宪章明确规定成员国为国家实体，如果承认公司的谈判权，便是打开了'非国家主体参与国际事务'的缺口，未来可能出现无数个'公司'挑战现有秩序。\"
虞国的态度成为关键。朱昭熙在发言中表示，可允许公司作为\"观察员\"参与贸易谈判，但无投票权。这一立场既照顾了越系十国的实际需求，又维护了\"国家为唯一主体\"的原则，最终被纳入决议。
会议的最后两，焦点转向对虞国的隐性约束。尽管没有明，但各国的发言都指向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制度的扩散已接近联邦的容忍上限。
朱祁钧在闭门会议中对朱昭熙：\"韩国、代国的变革可以接受，南武洲六国的实验也可以观察，但不能再出现更多了。联邦的根基是朱氏宗亲统治，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数量再增加，那么整个朱家统治都可能被掀翻。\"
朱昭熙的回应相当务实。她承诺虞国将\"专注于国内建设\"，不再主动输出革命理论；对于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仅提供技术支持，不介入其内部政治斗争。这一表态被解读为虞国接受了联邦的底线，六大强国随即表示\"尊重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选择\"。
会议结束时发布的《玄中城宣言》总结了三点共识：一是承认各类开发公司的合法存在，但其活动需纳入联邦监管框架；二是明确经济协作不得侵蚀国家主权核心领域；三是尊重现有制度多样性，各国不得强制输出意识形态。
这份宣言并未彻底解决所有分歧，却为联邦的后续发展定下基调。对于虞国而言，这意味着扩张的暂停，从联邦三十年起，虞国的对外援助重心从\"制度输出\"转向\"技术合作\"，其援建的项目多集中在农业改良、基础设施等非敏感领域。
在坤泽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朱昭熙强调：\"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已有阵地，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成效本身成为最好的宣传。\"
宁国、明国等则将精力放在强化内部整合上。宁国加速了对于蒸汽船只的各种改进，明国则推动江南工业区与南武洲的技术对接，试图通过提升自身实力制衡社会主义阵营。越国与洪州共和国则加强了对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以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扩散。
联邦的格局由此进入新的平衡期。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以虞国为核心、多国协同的阵营，其经济总量已占联邦的27%；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制度改良和联盟协作巩固阵地；各类开发公司作为新型实体，在国家与联邦之间扮演着跨界协调者的角色。
玄中城的会议落幕时，正值联邦三十年的春节。议事大厅外的广场上，各国旗帜依旧按等级排列，但细心者会发现，韩国、代国的旗帜旁已悄然挂上了南武洲六国的旗帜，西武洲两国的旗帜则与扬国、洪州的旗帜挨得更近。
这些细微的变化，预示着联邦的秩序正在重构，不再是单一的制度对抗，而是多元体系在博弈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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