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大明联邦的政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松弛。
这种松弛并非源于矛盾的消解，而是源于各国统治阶层对虞国动向的重新判断，当朱昭熙在不其城接连召开劳动国际会议与虞国劳动党二中全会后，那些曾惶惶不可终日的皇帝、资本家和封建庄园主们，终于慢慢回过味来。
最初的恐慌几乎席卷了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明国松京皇宫的御前会议上，朱祁钧曾连续三追问\"虞国是否在策划跨国革命\"，户部呈上的密报显示，全国有十七个州的工厂主自发提高了工人工资，理由是\"防患于未然\"。
宁国的议事会甚至通过了《外资企业保护法案》，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宁国在联邦各国的产业\"，其针对的正是虞国推动的国有化浪潮。越国议会则紧急修订了《集会法》，将\"未经批准的工人聚集\"量刑提高至三年监禁。
连肃、辽、秦、晋等国的统治者也如临大担肃国的庄园主们连夜销毁与雇工签订的不平等契约，辽国王室则突击\"恩赐\"工人们每周增加半休息，秦、晋两国的边境关卡甚至开始盘查往来商人携带的书籍，凡印有\"劳动集体\"等字样的一律没收。
他们恐惧的逻辑很简单：虞国既然能在自己国内清理\"投机分子\"，就必然会鼓动他国的无产阶级效仿，而一旦革命之火燃起，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
这种恐慌的消解，始于对虞国两份核心文件的解读。当《不其城共识》与《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决议》通过各国间谍网络流传开来后，明国的内阁大臣们发现，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初级阶段自愿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他们预想中的\"革命输出\"相去甚远。
让朱祁钧等人松了口气，至少在明面上，虞国并未挑战联邦宪章规定的\"宗室统治权\"，他的这个姐姐总喜欢搞出一些大事来，让整个世界都惶惶不安，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当中，他的姐姐朱昭熙永远是最显眼的那一个。
宁国的资本家们则从技术共享清单里看出了门道。虞国与韩国、代国合作的纺织技术标准化、农业育种交流等项目，均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宁国在联邦各国的产业并未采取直接冲击。
更重要的是，虞国在劳动国际中明确\"不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党组织\"，这意味着宁国的工厂暂时无需担心内部被渗透。一位参与起草《外资保护法案》的议员在私下坦言：\"他们现在忙着清理自己阵营的门户，暂时顾不上我们。\"
越国的朱祁锂在议会辩论中，将这份判断转化为政策调整。他撤回了《集会法》的修订案，转而要求各省\"提高工人福利，消除明显剥削\"。
统计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越国纺织工饶工资仅为虞国同岗位的六成，且没有医疗保障，这种差距才是工人向往虞国的根源。
\"与其严防死守，不如让他们觉得'我们这里也不差'\"，这条思路很快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效仿，洪州共和国的工厂开始实行\"每周一休息制\"，扬国的矿主们为井下工人配备了安全灯，连最保守的辽国也规定\"工人们每周至少能获得两斤口粮\"。
当恐慌褪去，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开始在非社会主义国家蔓延。他们冷眼旁观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越系十国的皇室成员在清理\"投机分子\"时互相攻讦，南武洲六国的劳动党\"总裁\"们不得不公开财产清单。
韩国的朱征钊为平息基层不满，被迫将皇室成员的\"技术分红\"从15%降至5%。这些乱象让明国的大臣们在朝堂上嘲讽：\"想扯社会主义的虎皮做大旗，就得先尝尝被虎皮勒住脖子的滋味。\"
宁国的商业报纸更是直白地评论：\"越系十国以为投靠虞国就能捞好处，却不知朱昭熙要的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容不得半点封建残余。他们那些皇室持股、特权配给，在虞国的标准下全是该清理的'投机行为'，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这种评论背后的逻辑很清晰：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化，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乐见其成的事。
更让他们安心的是，虞国的清理行动非但没有引发\"革命浪潮\"，反而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韩国纺织厂的工人开始对比自己与虞国同行的工资单，代国的农民要求按\"劳动积分\"重新分配粮食，楚吴国的矿工们举着《不其城共识》，要求罢免那些把集体矿山承包给亲戚的党员干部。
这些诉求不再指向\"推翻朱氏统治\"，而是聚焦于\"落实社会主义原则\"，这意味着矛盾被限制在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他们给自己树起了更高的标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够不着了。\"明国的一位老臣在给朱祁钧的奏折中写道，\"虞国越是强调'纯洁性'，那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就越难自圆其，其内部的矛盾只会越尖锐。\"
这种判断得到了事实印证，南武洲六国的劳动党代表在劳动国际会议后，回国就发起了\"反特权运动\"，与坚持皇室掌控权的总统府形成对峙，楚吴国甚至爆发了规模的罢工，要求按虞国标准修改党章。
在确认虞国暂时\"无暇外顾\"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开始暗中串联。明国、宁国、越国、扬国的秘密代表在洪州共和国的港口城市召开了三次会议，核心议题是\"如何抵制社会主义思想渗透\"。他们达成的共识远比劳动国际的合作清单具体：
在舆论层面，各国报纸统一将社会主义描述为\"适合虞国国情的特殊制度\"，强调其\"与联邦传统不符\"，同时宣传\"资本主义的灵活性与多样性\"，尤其突出\"保护私有财产\"与\"个人自由\"。
在经济层面，他们决定\"适度提高无产阶级待遇\"，但严格限制在\"不触动剥削本质\"的范围内。明国规定\"工人最高工资不得超过资本家利润的十分之一\"。
宁国的工厂主们发明了\"绩效奖金\"，表面上工资涨了三成，实则通过提高考核标准让多数人拿不到足额奖金。这些措施的目的很明确：让工人\"过得下去\"，但绝不能\"过得好到想改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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