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县镇东镇的蝉鸣在午后达到顶峰，李树林老家的土坯房里，吊扇搅动着凝滞的空气。张建国蹲在门槛上，看着李母用袖口擦拭眼角，老饶金戒指在阳光下闪过——那是李树林15岁时偷的第一样贵重物品，后来被父亲揍到跪碎了瓷碗，却终究没让他学会敬畏。
“他爹常年在城里搬砖，我一个妇道人家管不住。”李母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花，“七岁就敢爬墙头偷桃，十二岁偷了卖部的零食，人家找上门来，我赔了三斤鸡蛋才算完。”她突然抓住张建国的手腕，指甲掐进他的衣服，“可他不至于杀人啊，同志，他从连鸡都不敢杀！”
张建国轻轻抽回手，视线落在堂屋的相框上。照片里的李树林12岁，嘴角叼着冰棍，身后两个姐姐笑着搂住他——老来得子的溺爱，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年织成了一张温柔的网，却在他第一次触碰法律红线时，变成了缚住良知的枷锁。
社区主任老王蹲在院角的空鱼缸旁，缸底还剩半卷农用绳：“这孩子刚会走路就被三个女人宠着，他爹回来打一顿，转头姐姐就给塞零花钱。学没读完就跟着镇上的混混混，第一次进少管所才15岁，偷了他妈的金戒指去打游戏。”老王叹了口气，“出来后更野了，把家里的宅基地证偷去抵押，换了三千块钱去县城挥霍，他爹气得住院，他倒好，照样在网吧通宵。”
张建国翻开三年前的盗窃案笔录，泛黄的纸页上记着：“嫌疑人供述，在受害者床下躲藏三时，期间听见老人咳嗽，未敢动手，直至凌晨两点老人睡熟。”他盯着“床下躲藏”四个字，突然想起案发现场整齐的褥子——原来早在那时，李树林就已形成“潜伏—等待”的犯罪模式，而家庭的纵容，让他误以为每次犯错都能被原谅。
“他在少管所待了一年，出来后学了个厨师证，我们都以为改好了。”老王指着墙上的“优秀学员”奖状，讽刺地笑了，“谁知道进了监狱更糟，跟着里面的惯犯学了一身歪招，什么‘戴手套不留指纹’‘找监控盲区’，全是从牢里带出来的。”
最致命的转折藏在监狱探访记录里。2013年冬，李树林的同屋犯人王强，因抢劫罪被判十年，正是他将“留活口等于留证据”的犯罪逻辑灌输给李树林。“那家伙总，电视里的警察都是废物，只要处理好凶器和脚印，就能逍遥法外。”狱警的证词让张建国皱眉，“李树林听得入神，还拿烟盒记下来。”
下午，张建国走进李树林的童年卧室，剥落的墙面上用铅笔写着歪扭的字：“我要赚大钱”“总有一离开这里”。床底的铁盒里，藏着他偷来的第一个手机、半枚磨损的公章，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画着崔秀琳家的平面图——原来两个月前的搬家帮忙，早已成为他踩点的绝佳机会。
“他姐，他出狱后总抱怨社会不公，打工赚的钱不够花。”李翻着通话记录，“案发前一周，他给狐朋狗友转账八百元，附言‘最后一票’，现在看来，就是指崔秀琳的1200元现金。”
张建国站在院子里，看着李父蹲在鸡窝前抽旱烟。老饶后背佝偻，像张绷断的弓：“我揍过他三次，拿皮带抽，笤帚疙瘩打，可他就是不长记性。后来我想，等他结婚生子就好了，谁知道……”烟锅里的火星明灭，“怪我，常年不在家，让他觉得没人管得了他。”
回到刑警队，张建国将李树林的成长轨迹画成时间轴：15岁少管所，19岁监狱，27岁再次犯罪。每个节点都伴随着家庭的缺位和外界的不良影响，像滚雪球般，将一个调皮的少年变成了床下的潜伏者。
“你发现没有？”他对着李晃了晃三年前的现场照片，“上次盗窃，他在床下铺了纸板，这次铺褥子，每次都在优化犯罪手法，却没人教他什么是对错。”张建国的手指敲打着“家庭教育缺失”几个字，“他的字典里，没赢后果’二字，只赢如何不被发现’。”
第八章的结尾，张建国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李树林的堕落不是突然的雪崩，而是无数片雪花的累积——母亲的溺爱让他无视规则，父亲的暴力让他学会反抗，监狱的恶习让他沦为犯罪的傀儡。当他在床下铺开褥子的那一刻，铺的不是等待的舒适，而是童年阴影的倒影。”
窗外，暮色漫过镇东镇的牌楼，李树林的童年老屋在夕阳下投出长长的影子。那个曾经在鸡窝偷喂粮食的男孩，那个在床下躲藏三时的少年，终究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失焦中，变成了夺走他人生命的凶手。而墙上那张“优秀学员”的奖状，此刻正被晚风吹落，像一片无人收殓的枯叶，飘向罪恶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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